由於台北市14號、15號公園開闢過程中，曾經引爆了反對市府推土機的違建運動，在市長選舉前一段時間，寶藏巖的違建居民，主要是來台老兵與貧窮的城鄉移民，得到了學生們的支持，演變為保存運動，並獲得另外兩位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及王建的背書承諾。選舉結果馬英九勝出，一九九九年3月指示成立跨局處的拆遷安置小組，由白秀雄副市長主持，從而開始了不容易的寶藏巖社區保存計劃。而新任的文化局長龍應台也同意聚落活化保存的方式，甚至有意隨著當地年老居民人口逐漸減少的趨勢，逐步形成能與低收入居民共存的、尚未成名的藝術家的作坊，以及，吸引非營利性組織、非政府組織的市民團體進駐，將閒置空間逐步轉化為文化與藝術展演地方。文化局還有意玩弄語言的力量，由文「窮」而後工的雙關語意，稱其為「貧窮」藝術村。
這個構想很有創意，但對市府的執行能力言，由於既有行政科層為本位主義與僵固的法令制度限制，構想的真正執行真是高難度的挑戰。同樣地，寶藏巖社區保存計劃的歷史價值，在於文化地景的特色，不在於個別單棟的建築物與建築風格的紀念性，對有些保守的古蹟保存學者所堅持的簡單的技術性與單一的美學品味古蹟指定標準，也需要在觀念上突破。
其實，寶藏巖就是台北。在一九五○年代，大部分的台北居民，其實都是靠都市非正式部門，解決都市服務不足的問題。相對於在公館地區已經指定為市定古蹟的寶藏巖寺、自來水博物館、自來水廠唧筒室（一九○八年）、觀音山蓄水池等，寶藏巖社區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都市違建聚落，也是所謂的都市非正式部門，所支持的都市底層居民的住宅。都市非正式部門是底層市民無緣獲得都市服務時，自求多福的手段。
第三世界城市裡的弱勢者，它們的住宅消費需求，從未被國家正視過，相反地，政府卻將它們的生存立錐之地，污名化為都市恥辱，以公共利益之名，貢獻為公園，真是天地不仁。其實，寶藏巖上的住屋，是居民長期自力營造的產物，其建築形式與空間模式，展現了使用者營造生存空間的巧智，公私交錯的空間，連結了公共的廊道與家戶延伸的露台，是社區網絡與鄰里關係的表現。相對於台北市中心區，經常處於聚光燈下的殖民者與菁英的建築，像近日在整修中的台北賓館與成功地再利用的台北之家等，寶藏巖聚落，做為都市角落的邊緣地景，是台北市不可或缺的社會地景的一部份。
因此，這裡一直是不少電影導演們敏感眼中的活的製片場與攝影棚，是有空間深度場景的生產基地。寶藏巖聚落難道不是台北城市歷史的生動見證嗎？在過去，像寶藏巖這樣的地方，大多在發展的過程中，毀於政府的推土機之下，或是在發展的期望中，烙下不光榮的印記。
今天，在都市社會運動的基礎上，與中央與地方政府微妙的權力張力下，違建社區的弱勢居民組織與有社會正義感的學生組織的支援下，嘗試以都市保存的角度轉化推土機的危機，一則是在現實的制度化過程中，弱勢市民求存的策略，與貧窮藝術村相容並處，可藉此搭上制度化便車，獲得棲身之處；二則，這裡也表現了更深刻的都市空間意義的競爭。假如，未來寶藏巖違建聚落保存真正成功執行的話，這個保存案，就可說是在近年台北全球化與都市再結構的過程中，市民社會浮現的壓力，迫使僵硬的國家體制逐步轉化，接納了被制度排除的弱勢者。
寶藏巖聚落一直是電影「鏡頭」中的背景，這背景是邊緣社區提供我們的對照之「鏡」，而當下，我們終於讓背景成為焦點，這一剎那，鏡花水月，寶藏巖聚落成為我們凝視的「鏡中之象」，我們竟然在我們所不在的地方，一個虛擬的地方，看到了我們自己。這是「反身之鏡」，違建聚落的保存，透露了台北市終於轉化為對自己有信心的第三世界城市，讓一直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都市問題的代表，與城市羞恥的違建聚落，重新被肯定為自己城市的集體記憶。
只有重新看見台北市的底層市民，弱勢市民的歷史，我們才有重建主體性的能力，這是起碼的資格。只有等到寶藏巖聚落有機會成為有自信的城市歷史的自在部分之時，有了主體性的城市，知道了自己是誰？也才有能力參與有意義的競爭的全球網絡中的流動空間。這是真實虛擬的文化，所以也是創意文化產業的一部份。於是，被社會排除者的歷史，也可以符碼化為城市的象徵，那麼，台北就是寶藏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