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當年對無住屋運動的支持，以及迄今對崔媽媽租屋中心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一往情深，我願意特別說幾句抽象的話，做為李幸長的『小卒變英雄』的序言，以及，向至今還在崔媽媽租屋中心崗位上孜孜矻矻的呂秉怡致意。
在結構上，戰後的台灣都市化過程與都市問題的形成是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型的平行產物。當1970年代，納入新國際分工中的外銷剩餘，在島內的房地產市場中逐利，其實正暴露了國家長期忽視都市土地政策與都市政策的缺失。做為發展中國家，加工出口貿易才往往是國家真正關心的政策。台灣在工業化過程中取得了經濟成長；然而，勞工卻未能享有制度化的財富。非正式經濟的活力、彈性與網絡起了重要作用，而都市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成為台灣經濟保持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的主要機制之一。
國家的住宅政策，一則因為龐大的非正式化勞動關係使人們不能以正常薪資在市場中解決住宅服務，二則也無法使人們有能力來組織他們自己，形成政治壓力而得到公部門提供的住宅服務。所以，這種第三世界政治經濟特殊性，以及，住宅做為一種昂貴商品且建造於土地上的特殊性，在反共冷戰以海峽區隔的國際形勢所結構的國家與社會的歷史關係下，住宅問題缺乏形成立即的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條件，於是台灣戰後的住宅政策從來就不曾受到像「唯二」的發展中國家，新加坡與香港，那種程度的重視。也因此，都市集體消費不足日趨嚴重，住宅，又是其中最需政府長期細膩政策干預才能應付的一支。終於80年代末房價一再狂飆，使得住宅運動有了歷史的機會，超過了早期台灣政治運動的悲情訴求，一躍站上對抗國家對都市新興工業化社會控制的最前線。無住屋運動竟也成為台灣社會早起的市民運動之一，而都市運動之崛起本是1960到1970年代歐美社會的都市現實。
在經驗上，1989年夏天，一群為台灣都市飆漲的房價激怒的小學老師，一群樸真的小市民義工，與一群優秀有社會分析能力，有社會改革理想與行動能力的研究生等等，共同發動了一場跨階級的，或者說，多階級的住宅運動。由於缺乏更結構性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就運動本身的直接成果言，國家的住宅政策除了一些言語姿態，並沒有真正改變。但是，這個運動卻開始釋放了因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後，台灣市民社會初浮現的社會力量。
前前後後，我們看得到，由階級運動到原住民族，由草根社區到宗教社群，由古蹟保存到生態環境，由性別到性慾特質，甚至由違建到公娼，各項運動遍地開花，使台灣社會已然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國之中最具活力的代表。而無殼蝸牛李幸長，做為無住屋運動的代表人物，或者說，小市民的象徵，在當時仍然相當高壓的的政治環境下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今天他由自身的感受，誠實地面對過去他所看到的部分，其實是一種反省的開始，一種回頭看到自身的反身或反思。本書是他的前世今生。社會運動是社會劇烈變動過程中，受剝削、壓迫與污名者組織起來集體表達委屈的直接方式，是歷史性的社會定義的鬥爭。它當然衝擊著社會與個人，塑造為文化，經由反省、成熟而改變了自身。
這是社會與個人成熟過程所必須，假如我們把城市不只是看做人口的空間集中而已，而視為一種歷史產物，因此是'特定的社會文化建造的話，城市是一種特定的空間，是不同的歷史行動者賦予都市意義的衝突過程。台灣的城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被土地開發資本界定為房地產市場，住宅成為商品，都市空間是交換價值的實現，加上國家政策的僵固，造成了炒作泡沫，這也是投機城市的意義打造。與之相對抗的，無住屋運動則認為「土地、愛情、與家」都不該成為商品，追求的是都市空間的使用價值的實現，這是市民的城市。台灣城市的都市意義是社會結構的不同表現，發展性國家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市民城市的意義營造挑戰了國家的領導權與其正當性。今日回首，這竟然是城市市民身影的歷史性浮現。城市，因此也歷史地，是市民們共享都市意義的空間。
我們還需要更多面的鏡子，幫助我們看清礎自己的成長，台灣社會才得以真正轉化。當前台灣，至少連中收入階級的房貸屋奴也並未減少，它們未因全球經濟激勵的金融越界穿透而獲得應有的，在已發展國家那般利率降低的待遇。蝸牛殼仍然沈重。住宅問題只要未解決，無殼蝸牛運動就一定還會再度掀起波濤，只是它會用不同的形式登上舞台。且記取昨日的教訓。